中国丝绸源远流长，迄今为止考古学关于丝织品的最早发现来自浙江湖州钱山漾和河南荥阳青台村，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商代是我国青铜器鼎盛时期。该时期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蚕桑业亦形成了一定规模。统治者十分重视蚕桑经济的地位，将蚕桑生产与粮食五谷相并重。考古发现的商代丝织品尽管数量有限，但已出现了提花丝织物，这说明当时的织造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西周时期，统治者对手工业生产已有了严格的组织与管理，丝绸生产技术比商代有所进步。同时，商周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已经形成，对外交流得到加强。这些都为汉唐时期丝绸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铁工具的普遍使用，农业生产产生了飞跃，与之密切相关的蚕桑丝绸业也受到重视，发展农桑成为各国富国强民的重要国策。战国时期，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农户成了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手工业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更加明显，有些技术世代相传，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处于初步巩固与发展的时期，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为汉代的强盛奠定了基础。汉初实行“与民修养”政策，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规模宏大的官营丝绸业建立起来，其产品主要满足宫廷与官府的需求；民营丝织业也有了较大发展，有的作坊形成了自己的产品特色和知名度。丝绸产区较商周时期有所发展。西汉时期丝绸的生产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从东汉时期开始，西南地区的蜀锦成为全国闻名的丝绸产品。
汉武帝时期北击匈奴，控制了通向西域的河西走廊。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中原内地通向西域并连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从此，中国的蚕丝与丝绸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输往中亚、西亚并到达欧洲，丝绸之路沿途出土的大量汉代丝绸织物就是当时贸易繁荣的物证。中国的丝绸生产技术也在这一时期传播到中亚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不绝，国家长期分裂，政权频繁更替。剧烈的社会动荡、复杂的政治格局、持续的民族交融、广泛的国际往来，令丝绸生产虽发展艰难，但内涵丰富，面貌多样。这一时期，北方仍然是丝织品的主要产区，四川成都地区丝绸业一向发达，江南地区由于三国时的相关政策，开发丝绸业有了新的起色，经过南朝的经营而进一步得到发展，为唐代中期以后江南丝织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总的来说国家强盛、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尤其是文化上的开放，显示了这一时代雍容大度、兼蓄并包的风格。丝绸业也在这一社会基础上出现了发展高潮。当时重要的丝绸产区有三个：一是黄河流域，以河北、河南两道为主体；二是四川巴蜀地区，剑南道和山南道的西部可以划入本区；三是长江下的东南地区，基本形成三强鼎立的局面。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大大增强。此外，西北地区丝绸的发展在边远地区中首屈一指，并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唐代的丝绸贸易十分发达，与汉代的丝绸之路相比较，唐代的陆上丝绸商道更多地采用一条偏北迂回的道路。海上丝绸之路也在这一时期兴起，丝绸产品通过东海线和南海线，分别输往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印度乃至由阿拉伯商人传播到欧洲。丝绸贸易的兴盛导致了丝绸技术的外传，至公元7世纪，东起日本，西至欧洲，西南到印度均有丝绸生产，基本奠定了日后蚕丝产区的格局。
宋、辽、金、西夏时期，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文化上以北、南两宋为主体。北宋丝绸生产以黄河流域、江南地区和四川地区为重要产区。北宋中、晚期，全国丝绸生产重心已转移至江南地区，但北方在高档丝织品生产上仍保持优势。南宋时，丝绸产区基本集中在长江流域，江南地区丝绸生产占绝对优势，浙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府”。辽在夺取燕云十六州后开始发展蚕桑丝绸生产，金代统治区域的丝绸业虽遭破坏，但也维持了一定规模。
宋朝的官营丝绸生产作坊有相当规模，在京城少府监属下设置绫锦院、染院、文思院和文绣院，同时还在重要丝绸产区设置官营织造机构。两宋民间丝织业十分发达，除作为农村传统手工业以外，城市中的丝织作坊大量涌现，民间机户的力量不断增长。宋代城市繁荣，丝绸贸易非常。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海上丝绸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生丝与丝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世界各地。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的蒙古时代。对欧亚大陆的征服和大汗治下的和平，便利元代的文化具有多种文化融合、碰撞的特点，元代丝绸也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元初丝绸生产遭遇战争的破坏，但产区仍有一定规模，以中书省所辖的“腹里”地区和江浙行省所在的长江下游为最盛，历史上第一部官方编纂的农书《农桑辑要》也在全国发行。元代中期以后，产区格局有较大变化，北方地区的丝绸生产衰落，江南地区变得更为重要。其原因一方面是气候变冷使北方不宜于蚕桑生产，另一方面是棉花的种植也使得蚕桑业趋向集中。
由于蒙古贵族对贵重工艺品的特殊爱好，元代设置了大量官营作坊，集中了全国乃至回回地区的大批优秀工匠，征调蚕丝原料，进行空前规模的大生产。庞大的官营织造体系是元代丝绸生产的重要特色，对民间丝绸生产有一定抑制作用。江南地区的丝绸生产在元末明初出现了雇佣生产模式，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
明代是推翻元朝统治而建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在建国之初，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农崇俭，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明代蚕桑丝绸业的产区范围有所缩减，但形成了以江南为中心的区域性密集生产，其中苏、杭、松、嘉、湖为五大丝绸重镇。明代中期以后，社会风气渐趋奢靡，在商品经济与专业分工经营条件下，江南地区的丝绸工商业获得了极大繁荣。
明代官营织造业规模较大，除在南京与北京设立中央染织机构外，还分别在丝绸产区的苏州、杭州及全国二十多处地方设立地方织染局，供应宫廷和政府每年所需的段匹。生产方式有“局织”和外发“领织”两种，局织是轮班徭役制，领织为民间机户，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元代有所松弛。
16世纪，葡萄牙人开辟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明代实行海禁，对外贸易为政府控制下的朝贡贸易，丝绸产品以朝廷赐赏的形式流入周边国家和地区。明中期以后，海禁渐开，中国生丝与丝绸大量销往日本和经由澳门地区销往欧洲。
清初丝绸业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康熙朝起，由于天下安定，朝廷采用了鼓励措施，丝绸生产获得较快发展。清代丝绸业在地域上进一步向环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集中，特别是江南地区在规模和水平上成为全国丝绸业的中心。
清代官营织造体系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度，原料也以采买为主，总体规模比明代有所缩减，重要的有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合称“江南三织造”，负责供应宫廷和官府需要的各类丝织品。民间丝织业生产规模有所扩大，专业性分工和地区性分工更加明显，涌现出一批繁荣的丝绸专业城镇，产品种类繁多，内销市场繁荣。在对外贸易方面，清初厉行海禁，康熙时期一度放宽，但后来又加强了对对外贸易的限制，关闭了除广州以外的其他口岸，实行一口通商。粤海关是广州口岸对外贸易的惟一管理机构。尽管如此，中国对日本的生丝出口和对欧洲各国的生丝与丝织品出口仍然达到了相当规模。
来源：人民网丝绸文化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