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说,二进荣国府的刘姥姥要回家,凤姐赠送一大堆礼物,其中有“两个茧绸”,这指的就是茧绸衣报。茧绸衣服是明清时期人民的日常穿着。茧绸由柞蚕丝织就,在一般人印象中,柞蚕产自东北,殊不知柞蚕放养、柞蚕丝绸纺织,在二十世纪曾一度成为世界性产业,其策源地就在山东。中国柞蚕丝绸出口的鼎盛时期,一度在同类产品占有世界贸易90%以上的份额。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柞蚕丝绸产量最多的国家。可以这么说,桑蚕文化在江南,柞蚕文化在山东。
柞蚕与桑蚕不同,不在室内养殖,而是在柞林中放养,因此又叫野蚕、山蚕。康有为《公车上书》中鼓吹以商立国,举“山东制野蚕以成丝”,敌洋人之货为例。他所说野蚕丝,即柞蚕丝。
明末清初以来,起源于山东泰沂山区的柞蚕放养、柞丝绸制造技术,迅速向省内外传播。茧绸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了中国人最喜爱的衣料之一。在清朝后期,柞丝绸又走出国门,在世界商战中担当了重要角色。
柞蚕产业在清代勃兴,除了相关技术的成熟,与清代名人的表彰,也不无关系。其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清初宰相、青州府益都县人孙廷铨《南征纪略》中的有关记载。
《南征纪略》是顺治八年,孙廷铨以礼部太常寺少卿,奉旨到绍兴告祭禹陵的旅途日记。他于是年四月廿二日从北京出发,绕道故乡益都,六月初三日,自安丘渡潍河进入诸城。次日,继续他的旅程。文中用了近千字记述了他在诸城石门村一天内了解到的有柞蚕放养、蚕茧缫丝及茧绸纺织的全过程。这段千字文,清人一般称之为“山蚕说”。曾被很多人所援用、隐括。清代诗坛泰斗王士祯曾作《山蚕词》四章敷衍此文,又在《香祖笔记》、《池北偶谈》、《居易录》中反复称道,将之比为清代的《周礼?考工记》。这段文字虽然略嫌古奥,但它作为山蚕之学的开山之作,对清代山蚕产业的勃兴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柞蚕产业的勃兴与清代服色的好尚也即当时的服装文化有很大关系。
清朝自称水德应运,以水胜明朝之火,而五行中水为黑色。其实不仅清朝,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也自命水德应运,服尚蓝黑。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举李自成穿蓝布衣,乘乌驳马,作为他“十分朴素”的证据。李自成未尝不朴素,但他对蓝黑色的偏好,却另有意图。正如书名就与颜色较劲的《红楼梦》第三十五回金莺说“大红的要黑络子才好看,或是石青的,才压的住颜色”,有弦外之音。
清代蓝色,其象征与黑色同。《八旗通志》初集卷五《八旗方位》:“两蓝旗位正南,取水胜火。水色本黑,而旗以指麾六师,或夜行则黑色难辨,故以蓝色代之。”正蓝旗本在上三旗之列,顺治七年,顺治清算多尔衮,夺其正白旗归皇帝,升入上三旗,降正蓝旗于下五旗。
对明清服色的变化,我们也许有直观的印象。看演绎明朝的电视连续剧,朝臣服装一般色彩亮丽；看有关清朝的连续剧,无论文武都是蓝黑石青。
传统的山东茧绸,一般是由草木灰做解舒剂,然后抽丝捻线织绸。其风格粗犷,手感密糯。由于用草木灰做解舒剂,在当时技术条件下使柞丝难以染色,所出丝线多为灰色,浓者近黑,浅者近青。蒲松龄《日用俗字?养蚕章》所谓“山茧、胡(槲)丝绸不等,不用酸瓮染深蓝”。孙廷铨《山蚕说》述茧绸有五善:“色不加染,黯而有章,一也；浣濯不异色,二也；日御之,上者十岁不败,三也；与韦衣处,不己华,与缫纨縠处,不己野,四也；出门不二服,吉凶可从焉,五也”。五善之中,除了形容布料紧实耐穿的第二善,大都与色彩有关。明朝末年就有人反感奢华世风而喜欢朴实的茧绸,清代茧绸的本色又无意中迎合了该朝的“国色”,所以其大行天下,也便不足为奇了。清代康熙帝曾用野蚕丝织绸制衣,亲自服之。清朝名相刘墉制衣也用山东特产的茧绸。他家在诸城九仙山麓的槎河山庄,那里就放养柞蚕。清代小说名著《醒世姻缘传》、《续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等,无一不提及茧绸。
至于茧绸在清末走出国门,在西方大受欢迎的原因,这可以用服装界一句名言解释:“黑色是永恒不变的流行色。”
民国以来,茧绸在国内外仍然受欢迎。1927年,现代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发表短篇小说《读〈易〉》,其中的惠子,穿着“青茧绸裤子”；自称是“半个红学家”的江青,喜欢蓝青二色。1936年,其前夫唐纳第一次殉情自杀,留下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临走的时候,你说要买山东绸给我作衬衫。”用茧绸做的衬衣,保暖性特好。1976年,毛泽东去逝,其寿衣用料即牟平所产柞丝绸,可能也与他的夫人江青有关。
但自此,中国的柞蚕产业便开始衰落。其原因当然很多,与服色好尚也有重要关系。随着思想观念的解放,我国人的衣着在色彩、质料等方面,都有了更加广泛的兴趣和更加宽广的选择空间。王蒙在198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惶惑》,写主人公在三中全会以后,做了“好几套毛料西装”,对二十八年前“穿一身柞丝绸中山服,自以为是高级衣料”,已不以为然。而山东柞蚕产业,也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全面走向衰落。来源大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