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宣萍1，裘海索2
（1.浙江工业大学 艺术学院，杭州 310032；2.中国美术学院 染织与服装系，杭州 310029）
摘要：手绘是我国历史最悠久、传承最古老的一种丝绸装饰工艺，与传统绢本绘画同出一源。两者在材料、工艺与技法上有颇多类似之处。从各地出土的历代丝绸实物看，虽然手绘织物数量不多，但几千年来绵绵不绝，直至18世纪，手绘工艺仍在外销丝绸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我国古代丝绸手绘的记载与考古文物作了梳理，阐述了其发展脉络。
关键词：丝绸手绘；绢本绘画；考古
中图分类号：K876.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7003（2006）05-0045-04
丝绸手绘工艺自20世纪70年代重新发掘以来，已成为丝绸行业服饰品装饰的一个重要手段。据不完全统计，当前仅杭州市一地，大大小小的手绘企业或工作室就有二三十家左右，有做外销的，也有以内销为主的，产品包括围巾、披肩、服装、礼品等多种形式，档次不一。手绘是一种历史最悠久、传承最古老的织物装饰工艺，与中国绢本绘画同出一源，且在工艺、材料与技法上也颇有类似之处。其文化底蕴深厚，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对手绘工艺的工艺技法、发展历史、当前现状与创作方向等进行整理研究，为此笔者申请了2005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课题编号：N05wh03）。现就丝绸手绘的历史与传统作简要总结，归纳成文。
1手绘是最早的织物装饰手段
丝绸手绘最早的记载，与中国皇族标记“十二章纹”的起源有关。《尚书·益稷篇》：“帝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古代圣王要治理国家，首先必须要建立一定的法度，规定人的尊卑等级，所谓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十二章纹”就是只有圣王才有资格在服装上装饰的12种纹样，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后来演变为皇帝龙袍上的专用纹样，一直延用到清代。对《尚书》中的这段记载，虽然历代学者的句读不一，意思也有差异，但一般认为十二章中，前六章是用手绘（“作绘”），后六章是用刺绣（绣）的方法，将纹样以五采彰施于服装之上的。
在早期织物提花工艺未成熟的背景下，要达到服装五采皆备的效果，只有手绘与刺绣两种方法。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的《考工记》，即《周礼·冬官》，据考证是一部齐国的官书，是记载我国古代手工艺设计与生产技术的重要典籍。该书记载了5种“设色之工”，即“画、缋、钟、筐、”；其中“缋”即“绘”，与“画”的意思接近，都是指在织物上用手绘的方法装饰五彩纹样，所谓“画缋之事，杂五色”。也有人考证说，两者的区别在于“画”要借助“规”、“矩”等工具，而“绘”是徒手描绘。不管怎样，手绘作为一门重要的织物装饰工艺被记载于《考工记》这一儒家经典之中，说明当时有相当一部分衣物是用手绘装饰的。
考古资料也证明，越是文明社会的早期，手绘在装饰工艺中的比重就越大。原始社会的先民，最早学会的就是在脸上和身上用矿物颜料涂抹各色花纹，即“绘身”，以显示其族群归属、神灵崇拜、巫术礼仪，或彰显其身份与地位。我国在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有一些人物造型的彩陶出土，距今约七八千年，其脸部与身上都装饰着丰富的花纹，可以说是远古人类绘身的形象展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穿上了衣服，又发明了纺织，原来画在人体上的漂亮纹样被衣服所遮盖，于是直接将画在身上的纹样转移到衣裳上，这就是画缋工艺与服饰纹样出现的契机。因此织物手绘装饰早于刺绣，更早于提花与印花。我国最早的印花工艺出现在马王堆出土的西汉丝织品上，虽然没有比之更早的手绘丝绸衣物发现，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手绘到印花，人类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
2早期绢本绘画与丝绸手绘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是名副其实的国粹。特别是早期的绘画多为绢本，以毛笔为作画工具，以墨或几种矿物颜料与植物染料着色，其材料与工艺，实与丝绸手绘并无二致。绢本绘画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流行于上层社会并受到官宦士大夫的喜爱，晚到东汉至两晋时期。而在此前，画家的身份基本上等同于工匠，而留存到今天的早期绘画作品，无论是画在陶器、漆器还是丝绸上的，都是具有明确功能意义的实用品，而不是纯粹的艺术品。因此越是早期，装饰与艺术越是浑然一体，难分彼此。绢本绘画的最早形式——帛画，也来源于丝绸手绘。
我国现存最早的两幅帛画，分别为长沙战国时期的楚墓所出。一为《人物龙凤帛画》，1949年出自长沙陈家大山楚墓，质地为平纹绢，高31cm、宽22.5cm，右下角画一细腰长裙、侧身作合掌祈祷状的贵族女性，左上角画一对腾飞的龙与凤；二为《人物御龙帛画》，1973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也是平纹绢地，高37.5cm，宽28cm，画一危冠长袍、侧身佩剑的贵族男性，头顶华盖，驾驭着舟形巨龙，龙尾立一鹤，龙身下画一尾鲤鱼。从出土情况看，帛画上端缝裹细竹篾，并系丝绳，其用途应为殡葬仪式中高举的旌幡，是一种丧葬礼仪用品，画中内容为想象中墓主人升入天国的情景。
时代稍后的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也出土了2块T字形帛画，全长2米左右，构图基本相同，分3段表现了天上、人间、地下的景象。上段描绘日月、升龙及人面蛇身的伏羲女娲等天上境界，中段绘墓主人出行、宴飨等人间生活，下段绘神怪、蛇龙、鱼、龟等地下生物。从内容与形式看，也是丧葬用的旌幡，其主题思想同样是引魂升天。旌幡的质地都是平纹绢，画法都是以淡墨起稿，然后设色，最后再墨勾轮廓线。线条细劲流畅，设色以平涂为主，局部辅以渲染，使用的主要是矿物颜料，有青黛、藤黄、朱砂、土红、银粉等色，鲜艳夺目。除此以外，临沂金雀山汉墓中也有帛画出土，内容相似。
虽然没有先秦时期的手绘衣物出土，但笔者推测其所用技法、颜料等与战国、西汉时期的帛画是一致的。在丝绸提花与印花技术成熟前，贵族们衣着上华丽的纹样主要依赖手绘与刺绣获得，手绘比刺绣更为简便易行，但缺点是不便水洗雨淋。从商代起，我国就出现了简单的提花技术，能织出回纹等花地同色的几何纹样，到战国时，已经出现了织锦技术，用五彩丝线织出更为复杂的图案，如湖北荆州马山一号战国楚墓出土的舞人动物纹锦就是这一技术的代表。因此，至迟从战国起，贵族服用的五彩图案的高档衣物，已经采用更为复杂的织锦或者刺绣，以显示其身份地位，而较为简易的手绘，可能更多地用于室内装饰或礼仪用品，如上述丧葬用的旌幡等。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考古实物中发现手绘丝绸的痕迹。早期如商代安阳殷墟妇好墓中[1]，发现了不少朱砂涂染的绢织物的痕迹，其中可以明显辨认的有9例，多黏附在一些贵重、精致的大型器物上，西周早期墓葬的丝织品上也发现过朱砂涂染的痕迹，只是不能辨认是否有手绘图案。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在出土帛画与大量织锦、刺绣等衣物的同时，也出土了我国最早的印花织物——印花敷彩纱。这块织物采用印花与手绘相结合的手法，在轻薄的纱地上印绘出藤蔓状花卉，约有5种式样，纹样相似。其中一件色彩有五六种之多，朱红、银灰、粉白、墨黑四色保存完好，都为矿物颜料，着色匀细，固着坚牢。花纹单元呈菱形，据研究分析，藤蔓的灰色曲线是用凸纹版印制的，而朱红色的花、银灰色的叶和蓓蕾、棕灰色的叶子和苞片等，都是印制完底纹后用手工描绘上去的[2]。
汉代以后，手绘帛画向中国传统的绢本绘画发展，而手绘丝绸衣料，虽然不占重要地位，但始终是众多丝织物装饰手段的一种，一直沿用到今天。
3考古出土的手绘丝织实物
汉代以后的手绘丝绸织物，在考古发掘的历代文物中时有发现，主要集中在3个地方：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辽代贵族墓葬和南宋时期的墓葬。其手绘内容与表现手法各有特色。
2003年在楼兰故城北一号墓出土过一件绢地袍衫，年代当在北朝时期，约公元2—5世纪。盘领、窄袖、右衽，剪裁合体，是典型的胡服。袍衫通体用彩绘装饰，纹样为用墨或颜料直接在绢衫上描画而成。图案为佛教题材，在前襟处绘一立佛像，下摆处画一法轮，系绦带，佛像与法轮周边绘花卉纹样，可能是莲花等。这件以佛教题材装饰的手绘绢衫可能为冥衣，画上佛像与法轮、莲花等题材，具有为死者祈求冥福的意义[3]。图案虽然残破，但从残存的法轮部分来看，是用工笔手法描绘而成，局部刻画得非常精细（图1）。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在多次的发掘中出土过不少唐代的手绘丝绸衣物。较早的如1964年阿斯塔那北区第20号墓，出土唐代彩绘绢。黄色绢地，用绛、绿、黑、白、褐等几种色彩绘出宝相花（图2）[4]。1972年末1973年初，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第十次发掘，出土了伏羲女娲手绘帛画共8幅，并服饰81件，丝织制品107件，还有鞋、袜等。其中服饰有2件手绘，袜有1件手绘，还有不少绢画，如侍马图、舞乐图、弈棋图等[5]。2件手绘服饰中，一件是白绢彩绘筒袖短襦。绢衣残存衣襟、袖。衣襟上、下均彩绘衔折枝花的绶带鸟和红、蓝如意云。衣袖口绘
折枝八瓣朵花、花蕾和叶。衣袖上部绘口衔一串带叶紫红葡萄的展翅红嘴绿鹦鹉。用色有黄、绿、蓝、桔红、深红、紫红、粉红和浅绿等。另一件是米黄色绮直领齐腰彩绘女襦。共出土2件标本，实为一件襦的两部分。现存左右两片前襟和左袖与襟连接部分。前襟左右两片对称绘折枝花、蝶、鸟、云纹。两襟画面均残存立凤的一屈一直两爪。胸襟部位残存凤尾彩色羽毛，袖部残存宝相团花纹，直径14.5cm。据现状推测，纹样为二方连续，分别绘在袖的前后两面。襟缘则顺缘长方向交替绘花鸟。彩绘用灰、棕、绿、深蓝、天蓝、浅蓝、深紫、浅紫、朱红、绛色、粉红、金黄、土黄、白等颜色。还有一件是白绢彩绘夹袜。白绢里、口处有残破，袜基本完整。袜面的彩绘分两部分：袜干绘四瓣朵花，袜身绘三重四瓣朵花。朵花采用晕染技法涂色，朦胧的轮廓更突出了花朵的立体感。在袜身与袜干间绘绿色窄带，使得图案的设计更加完美。以绿色、紫色和红色的不同深浅程度增加朵花的表现力，达到既工整又活泼的效果（如图3）。1973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第十一次发掘，清理了10座古墓，出土了一批丝织品，其中也有彩绘服饰：彩绘团窠宝相花绮。米色绮上绘团窠宝相花，花纹中心为四瓣朵花，第二层绘八出花苞，外层为四出叶托花瓣。用色有粉绿、深绿、浅紫、深紫、桔红。同时出土的还有伏羲女娲帛画7件[6]。
唐代以后发现较多手绘丝绸织物的是内蒙古各地的辽代墓葬[7]。较早的有1954年内蒙古赤峰大营子辽赠卫国王墓，出土许多丝织品，如床簾、被褥和服装，但保存不佳。据报告，床簾的装饰方法除织造、刺绣外，还有手绘，装饰图案有龙、凤、云、鸟和莲等。1970年，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晚期墓，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丝绸，其中包括手绘丝绸。同年修复山西应县木塔佛宫寺，发现了一些画绘的佛经和3幅南无释迦牟尼夹缬绢。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明确用三套色夹缬的辽代夹缬丝织品，但部分图案用手绘方式完成。较近发现的实例，如1990年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北山和尚庙辽代晚期墓，及1992年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裂峰山耶律羽之墓，都曾出土大量丝绸，其中有不少属于手绘丝绸。这些辽墓出土丝绸上的手绘装饰，包括线描、着色与线描加着色，主要色彩为金、银、黑、红、白。为了鉴定手绘所用的染料，中国丝绸博物馆选择耶律羽之墓出土的一些样品，到浙江大学测试中心进行仪器分析。发现其中金色的主要成分是金，黑色的主要成分为墨，白色的主要成分是铅，红色的主要成分为朱砂，银色的主要成分是银。这5种颜色也是中国传统纺织品最常用的手绘色彩。与众不同的是，有些手绘图案并非施加在平纹绢地上，而是用笔墨将提花丝绸织物中的花鸟纹样轮廓勾勒出来，似乎是为了彰显原本不太看得清楚的暗花纹样。如耶律羽之墓及其他辽墓出土的泥金蔓草纹绫、泥金云雁、墨描富贵绫袍、朱描盘绦纹绫（图4），成为辽代丝绸手绘的一大特色。
南宋时期的手绘丝绸集中出现在福建黄昇墓中[8]。该墓出土了大量南宋时期的丝织品与服装。其中男女服饰的对襟和缘边，多镶上一条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或纯彩绘的花边，计79件。其中袍8件，衣39件，裙15件，单条花边9件，还有印花裙3件，印花单幅料1件，巾3件，香囊1件。彩绘工艺集中在花边上。一种是纯粹的手绘，先以淡色绘出图案的底纹，即彩绘工艺的基础，然后在底纹上根据花、叶部位的需要，调配色浆，逐笔描绘出成组花纹的形状，而后敷上彩色，最后以浓笔勾勒花纹轮廓。从笔触情况看，有的笔法相当秀美，有的却较粗犷。花边由牡丹、芙蓉、梅花、山茶等各色花卉组合纹样构成，往往在花卉的叶子上，并有工笔精绘亭台楼阁、山水人物与动物几何等各种纹样，十分精美。另一种是凸纹印花与彩绘工艺的结合，先在织物上用凸纹板印花，直接印出纹样的轮廓或花纹图案的底纹，而后再描绘敷彩，最后用白、褐、黑等色或以泥金勾勒花瓣和叶脉。这些手绘或印绘结合的花边，镶在袍、单衣、夹衣、裙的对襟或边缘上，组成了一幅幅优美和谐的花边纹样。
元代以来，虽然出土与传世的丝绸实物众多，但其中纯手绘的织物很少，对手绘工艺的文献记载也是廖若晨星。是否明清丝绸手绘工艺已经消失了呢？18世纪中国外销欧洲的大量手绘丝绸让我们看到了清代手绘工艺的一个侧面。
4清代输出的外销手绘丝绸
16世纪初，葡萄牙人达·迦马绕过非洲的好望角，驶入印度洋到达印度，东方航线从此开辟，不久后葡萄牙的商船就来到中国广东海岸，拉开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直接贸易的序幕。17—18世纪，中国丝绸在澳门与广州被装运上船，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但与我们想象的不同，17—18世纪输入欧洲的中国丝绸并非绫罗锦缎等高档织物，而更多的是手绘丝绸与刺绣，至今在欧洲各大博物馆，还有相当一部分18世纪的中国手绘丝绸被保存下来。
外销手绘丝绸的面料，有罗地、纱地、绢地和缎地，既有成匹的匹料，也有制成服装的成品。这些面料的坯绸大部分广东皆可出产，也有部分是商人们从江浙一带贩运而来。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载“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描绘了广州港丝绸出口的兴旺。这些坯绸在广州的作坊里进行手绘加工，从工艺上看，有些为纯手绘，有些则采用了绢本绘画的粉本制作法。所谓“粉本”，或为画稿的别称，或指画稿的制作方法。清代方薰《山静居画论》：“画稿谓粉本者，古人于画稿上加描粉笔，用时扑入缣素，依粉痕落墨，故名之也。”清代李修易《小蓬莱阁画鉴》：“唐宋人所画，先立粉本，惨淡经营，定其位置，然后落墨。”这里的“粉本”指的是手绘底稿的复制方法，即用一张薄纸，用墨线勾好底稿，以针刺出图案轮廓的针孔，将石墨粉或滑石粉覆在纸上扑打，使粉从针孔中漏下，这样就将底稿上的花样轮廓线“转移”到绸面上。在花纹轮廓线内，通常先染上一层白，以增加花朵的体积感并让颜色更有层次，再绘上各种颜色，并用金色或银色勾边，最后定形，让色彩固着。同样的方法也用于外销画、外销漆器的制作之中。
手绘丝绸的纹样，多在浅色地上用明亮而柔和的色彩画出花卉、枝叶、缎带等，花卉大多比较写实，以清地纹样为多，色彩过渡自然，与中国传统提花丝绸有所区别（图5）。用手绘丝绸制作的成品服装不多，其中一部分属于天主教神父所用的法衣，色彩明艳，装饰华丽，与粉彩瓷器有异曲同工之妙，主要通过菲律宾的马尼拉销往西属美洲。遗憾的是，如此大量的外销手绘丝绸制作，在国内几乎找不到实物，也没有任何文献记载，但保存在欧洲各博物馆中的精美产品，却让我们看到了清代手绘丝绸工艺的些许辉煌。
清后期外销手绘丝绸衰落后，至民国时期很少见到手绘丝绸的踪影。手绘作为一种最古老的丝绸装饰手段，完全靠手工操作，线条的勾勒与色彩的配置也依赖于操作者的个人水平，也许与丝织品机械化生产的发展方向格格不入吧。此后丝绸手绘作为一种艺术品，偶而见于画家的创作，一般不作为批量生产的消费品。直至20世纪70年代，丝绸手绘又重新焕发出生机，演绎出丝绸手绘在今天的再一次辉煌。
5结语
（1）手绘是最早的一种织物装饰手段，它的起源与原始先民的绘身习俗有一定联系。随着技术与文化的进步，刺绣、提花、印花等工艺先后问世，织物装饰有了更多的选择，丝绸手绘不再占主要地位。汉代以后的丝绸手绘织物，主要出土于晋唐时期新疆阿斯塔那墓葬群、内蒙古辽代墓葬与南宋墓葬中。元以后手绘丝织较少见，但在18世纪向欧洲出口的外销丝织品中，丝绸手绘工艺却发挥了重要作用。
（2）古代丝绸手绘织物既有用作衣料的也有用作礼仪场合的。前者的装饰性较强，而后者绘画性较强，并最终导致绢本绘画的出现。手绘织物不宜水洗，有些出土于墓葬中的衣物为专门的冥衣，但从清代大量外销的手绘丝绸看，日常衣着用的手绘织物也占有一定比例。
（3）手绘丝绸与绢本绘画同出一源，在线条勾绘、设色方法、工具与材料等方面均有相通之处，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一种传统织物装饰手段，值得我们对其历史与传统作进一步的挖掘与整理。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7-18.
[2]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01-107.
[3]东京国立博物院.丝绸之路珍品展——新疆与陕西的考古新发现[M].东京：日本产经新闻社，2005.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文物出版社.丝绸之路——汉唐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J].新疆文物，2000(3-4)：1-7.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一次发掘简报[J].新疆文物，2000(3-4)：8-15.
[7]赵丰.辽代丝绸[M].香港：香港沐木堂美术出版社，2004.
[8]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昇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