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华
（江苏 吴江 215228）
摘要：丝绸行会随中国丝绸业的发展而萌生，逐渐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团体，一方面它促进了丝绸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行业的近代化，另一方面由于其固有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又在一定程度上阻滞行业的进步，特别是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文章阐述中国丝绸行会组织的起源、发展、演变和活动，从正反两方面评述其历史作用。
关键词：丝绸；行会；作用
中图分类号：F402.3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1－7003（2005）10－0050－03
1、行会雏型
宋代，丝绸商品经济已相当繁荣，丝织手工业和丝绸商业性城镇大量涌现，如开封、成都、苏州、杭州、婺州（金华）、鄂州及濮院、王江泾等。行业的相对集中又进一步推动丝绸生产的商品化发展，并向周边地区扩散。
随着北宋政权的南迁，我国丝绸业重心亦随之南移。两宋时期，丝绸生产除官营以外，还有私营及官府民机包织等形式。与此同时，农村还出现半脱离土地的准蚕织户，有些流入城市，成为待人雇佣的丝织工匠，又称机匠或机工，还有些则拥机备料自织，又称机户或织户。
机工、机户为联络同行情谊，互通信息，以一个共同崇拜的行业祖师——机神（机圣）为聚会场所，建立最原始的同行组织。如杭州早在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建通圣庙，祀褚遂良九世孙褚载，因其将“织绫锦法，归授里人，世袭为业”[1]。苏州于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6）在祥符寺巷建立机圣庙，又名轩辕宫，除轩辕外并祀先蚕圣母西陵氏及云机先圣伯余等。元成崇元贞元年（1295）在玄妙观内建吴郡机业公所[2]，为中国丝绸行会之雏型。
南京及镇江亦有类似的组织，但总的看来皆处于初始阶段，比较松散。
2、行会萌芽
明代，江浙一带丝绸经济进一步发展，丝绸手工业及商业成为城市产业中之主业，举足轻重。明中后期，苏州城内织工、染工各达数千人，东半城比户皆织，尚不包括城廓外五六十里地之农村，丝织业中已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稍具规模的织造工场，设机督织，并分化出专业性较强的机户和机匠。明英宗正统年间（1435—1449）在玄妙观三茅殿基建机房殿，祀轩辕黄帝，成为当地丝织业的正式行会组织。凡机匠向机户揽织，其后甚至各乡区揽织机只，概向机房殿书立承揽，交户收执，规定凡承接加工和雇工织造，都要到此按章程办理手续，以资凭证。
杭州则“……所出（丝绸）为天下冠，而天下被服，亦为杭州是赖……”又“武林之工艺，莫大于绸与箔，业绸者居城东北隅，业箔者居城之西北隅，十万烟火，二业实居其半……”[3]由于杭城业绸者密集，明以前就有三处机神庙，分别位于今涌金路、艮山门外闸弄口和东园巷。
宋以来的机神庙之类的早期行会大多系手工业性质。
晚明，苏南浙北出现一批丝绸特色的新兴市镇，鬻丝卖绸，引来四方商贾，俱到此收货，形成了零星上市和批量收购之间的矛盾，于是产生了专事丝绸贸易的牙行和牙人，市集牙行集零为整，转输他方，货畅其流，促使丝绸贸易的进一步繁荣。
牙行、牙人和客商的出现使商帮性质的行会组织萌生，如安徽丝商在明万历年间已在浙江湖州府双林镇建式好堂，为早期的同乡同业组织。
3、行会发展及兴旺
清代，康熙王朝以后进入盛世，社会趋于稳定，丝绸经济繁荣，行业内部分工细化，丝绸商贸活动活跃，丝绸生产的资本活动扩大，出现了颇具实力的牙行和包买主。与此同时，丝绸产区间的商旅活动和经济交流亦日趋频繁，各帮客商来往于各丝绸市集间。练染、丝线、丝绣、踹轴、浆粉之类的作坊亦日渐增多。为保障同业同行或同乡利益，在求生存同发展的意识下，丝绸各行业纷纷组织起来，成立自身的同行组织，中国丝绸行会逐渐步入发展期。至清中叶，中国丝绸行会组织已相当健全，成为中国工商行会组织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1840年后，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中国丝绸行会步入近代化进程，主要体现在推动丝绸行业的近代工业化和丝绸对外贸易的扩展上。而行会组织日趋强盛，职能日益完善，并横向发展，出现了跨地区、省区乃至全国性质的丝绸行会组织，其中还有一个特例，就是洋行丝商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行业组织。
笔者从经济史料、地方志书、丝绸专业志书中搜集到清代至民国年间各地各类丝绸行会组织，列于表1，并以此为据评述中国丝绸行会的发展历程、作用和功过是非。
表1列的148家丝绸行会具有三大特征：第一，以江浙地区为密集。第二，城市集镇居多。以上两点缘因清代以后苏浙一带已是全国丝绸重点产区，而且工商市镇密集。第三，行会的业务属性以丝织手工业和丝绸商业为主，盖因该两业是丝绸行业中的主导产业，次及丝商业，再次是练染踹轴手工业和其他各业，随着丝绸工业的近代化又派生出蚕种业、茧业、缫丝工业和丝织工业等新兴行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