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中国人从动植物中提取纤维，经纬交织，成就一匹匹纯然素布。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此，先民们告别了蛮荒，步入衣冠文明。
衣被天下
春蚕结茧，吐丝成布，再经草木点染、经纬镶织，织造丝帛的重重工序就像是一个织造梦境的过程。从仰韶文化的半个茧壳，到名扬天下的丝路，桑蚕丝像一条若有若无的线，贯穿着中国上下五千年。汉绮唐绫，两宋的婺罗，明清的缎……这些种类繁复的布帛，不仅仅是遮羞御寒之物，更是艺术品。
传说妹喜爱听“裂缯之声”，桀便命人撕裂缯帛，博其一笑。这缯便是丝织品的一种，在夏代已不见鲜。战国秦汉之时，楚人用绣线描摹出花草鸟兽，色彩绮丽，想象诡谲无涯。先民们坚信，茧丝可以沟通天人，人穿上丝绸便可与天对话。
龙凤虎纹绣罗战国楚墓出土
罗是一种古老的丝织物，在商代青铜器上已有痕迹可寻。罗织物的纬线平行，经线相互扭绞，呈链状，中间形成不规则的孔，因此被称作大孔罗。这种链式罗组织复杂，在元代以后逐渐消失，转换为较简单的横罗。纱常常和罗相提并论，都是极其轻透的织物，纱中有暗花纱，花纹在日光下时隐时现，视若有无。
西汉时期罗纱织物的水平已经很高，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无比轻透，举之若无，宛似天衣。唐代是桑蚕丝的盛世，彼时的女子们奔放无忌，不但敢于身着男装招摇过市，还经常穿着袒领服，长裙曳地，酥胸半露，“绮罗纤缕见肌肤”。越女织就的罗纱，如软烟轻雾一般，笼罩着这个秾丽的王朝。
素纱襌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丝织物制作过程繁复，得之不易，在历朝历代都是珍品，素织的绢、纱、缟、纨，带花纹的绮、绫、锦等等都是贵族才可穿着的面料。至于一般平民百姓，日常所用，只能穿着布衣。
一提到布，我们首先便会想到棉布。可实际上棉并非中国本土所产，而是舶来品，直到明代才在中国全面盛行。布衣之布，在古代主要是指以麻和葛所织的布，它们朴实无华，质素天然，都是极佳的服装材料。
古人通过沸煮、灰治等方法使麻葛纤维脱胶或者半脱胶，再将麻葛纤维搓成长缕，纺织成布。葛布是从葛藤中提取葛纤维纺织而成的，轻薄凉爽，吸湿散热，适宜做夏衣。传说中，尧帝便是“冬日麑裘，夏日葛衣”。
葛《诗经图谱》
李白在《黄葛篇》中描述了这样的故事：一个闺中少妇终日素手织作，为远在南国的丈夫缝制凉薄的“绝国衣”，以抵御南方的酷热。全诗以女子的口吻款款道来，诉说衷情。末句轻叹：“此物虽过时，是妾手中迹”。可以看出，到了唐代，葛布已经不再盛行。
无独有偶，清代时广东增城亦有一种“女儿葛”，一年只成一匹，不盈四两，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笔管。这种布匹往往由闺中少女织成，作为定情信物送给未婚夫。其质薄如蝉翼，甚至经不起日晒水渍。这女儿葛彷佛旧时女子的心绪，看似浅淡如水，其实耗尽了岁月，因为脆弱纤薄，更显得弥足珍贵。
麻主要指大麻、苎麻，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植物，因此又称“汉麻”、“中国草”。麻布透气性好，经得起水洗日晒，粗麻布可做冬衣御寒，细麻布可做夏衣消暑。
春秋时期，我国的麻纺织技术就已经十分精细。晏婴曾亲手赠予子产齐国所产的白经赤纬的彩绸，而子产的回礼则是色白如雪的纻衣。由此可见，当时做工精致的麻布已经可与丝绸媲美，作为外交礼物相互赠送。
吴越之地自古就盛产苎麻，西施所居的苎罗山便因盛产苎麻而得名。越王勾践兵败后卧薪尝胆，在他筹划复国的十年中，广种葛麻，躬身耕作，夫人自织。
及至三国时期，吴国出现一种白纻舞，经六朝沿袭，在唐代大放异彩。舞者身上所穿的白纻舞衣“质如轻云色如银”，色泽白润，质感柔软。舞者翩然而起，白衣便随之拂动、摇曳，仿若轻云蔽月，流风回雪。
到了两宋和元代，麻布依旧是布衣首选。南宋戴复古的《白苎歌》中写道：“雪为纬，玉为经。一织三涤手，织成一片冰。”直至明清时，丝、棉大行其道，麻布的势头才稍有减弱。
棉传入中国，主要通过两条路线：一支为海南的木棉，由印度传入，之后又遍植两广，被称为“吉贝”；另一支则是草本非洲棉，由中亚传入我国，在澜沧江流域广泛种植，就是现如今最常见的棉。
古时，棉布被称为“白叠”，与粗粝短窄的麻纤维相比，棉布广幅宽博，洁白无垢。魏文帝曹丕曾经盛赞其“鲜洁”，异于当时的任何布料。不过从汉代到魏晋，乃至唐代，白叠都是珍罕之物，中原贵族想要得到棉布只有通过边疆地区的进献馈赠。13世纪末，马可·波罗行游中国，在书中记载，当时棉布比丝绢贵重，价格奇高，是普通百姓买不起的珍货。
其实棉花比桑蚕容易种养，棉絮又是极佳的衬料，可谓是“不麻而布，不茧而絮”。因此从元代开始，朝廷大力推广棉花种植。
中原的棉纺织工艺沿袭了麻纺织的经验。成宗元贞年间，流落崖州的黄道婆重回故乡，将松江当地的棉纺织技术与海南黎族的技术相结合。从此松江地区的棉纺织技术突飞猛进，成为产棉盛地，衣被天下。明清时，坊间仍有“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之说。
染作江南春水色
藕荷、月白、姜黄、黛色、秋葵绿、石榴红……这些取自天然的色素，构成了独特的中国色谱。我国传统染料以草木染为主，通过鲜叶发酵提取颜色。早在《诗经》的时代，便有女子“终朝采绿”、“终朝采蓝”，这里的绿和蓝，便是蓼蓝、荩草之类的草木染料。草木染成的布匹色彩自然，比如郁金香草染成的郁金香色还有淡淡的芳香。
民国时期，阴丹士林布风行一时。阴丹士林本是一种人造染料的名称，可民国时特指一种青蓝色布料。彼时，北平的女学生们身着阴丹士林布罩衫，配上印度绸黑裙和麻纱长袜，脚踩歪扣袢的黑鞋。她们手提成摞的书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民国风景。
民国阴丹士林布的广告
比起染色，织绣工艺则要更加复杂精致。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仅仅是经纬交织，就能变幻出无穷的文采华章。我们平常所说“锦”、“缎”、“绮”、“绫”、“罗”均是丝织物，它们因织物的组织结构不同而各自得名。例如，“绫”是斜纹地起斜纹花的丝织物，《释名·释采帛》中称：“绫，绫也，其纹望之如冰凌之理也。”
唐代是生产绫的高峰期，官营织染署中设有“绫作”。唐绫图案丰满、活泼，色彩靡丽。其中有一种缭绫，产自越地，绮丽精美，白居易诗中写：“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
南宋的缂丝盛极一时。所谓“缂丝”，是一种高级显花织物，图案立体生动，丝缕如雕，织物的表面和素地结合处有似刀刻的断痕。因此而得名，又称刻丝，剋丝。缂丝通经断纬，织成的布料不仅表面文采华丽，背面也是纹理干净。
缂丝工艺可上溯至汉代，当时被称作“织成”。彼时的高官贵族在祭祀等重要典礼中的礼服就是采用缂丝衣料。到了南宋时期，缂丝技艺炉火纯青，已经超出了寻常使用的需求，俨然是艺术珍品。朱克柔、沈子蕃等大师的作品鬼斧神工，线如笔描，晕色如染，织出的花鸟栩栩如生，无异于工笔画。
丝织品中还有一类较为华贵的布料，将金银织入丝帛，光泽烁目，华美异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先生在博物馆从事服饰研究，他去杭州做调查的时候才知道：故宫龙袍上的金线是工匠用手割出来的，而这位工匠是个盲人，双目不可视物，他仅凭着双手的感觉就能将极薄的金箔切割成线，丝丝分明，纤细均匀。
这些技艺精巧费工，让天然之物脱离原本的模样，成为另一种美轮美奂的形态，神乎其神，宛似天成。
明彩绣香色罗蟒袍
服装是个性的表达。然而，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不同阶级服饰的材料、色彩、图案都有严格的规定，分毫不得逾越。一个人选择穿什么衣服，往往身不由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宦贵族可以衣锦绣，而平民只能着布衣。《荀子·大略》中有言：“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因此，不入仕途的读书人也往往被称作“布衣”。
隋唐时期，官员的着装按照品级有“紫、绯、绿、青”之别。其中常服的规定如下：“三品以上，大科绸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以上，小科绸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以上，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双钏，其色黄。双六品服用绿，饰以银。”布料上的花纹亦有详细规定。
到了明清时期，官服上的补子更是繁复严格。文官是以文禽作象征，从一品到九品分别为：仙鹤、锦鸡、孔雀、鸳鸯、白鹇、鹭鸶、鸂鶒、鹌鹑、蓝雀。武官补子以猛兽作象征，从一品到九品分别为：麒麟、狮子、豹、虎、熊罴、彪、（七八品均为）犀牛、海马。袍服下摆处则饰以“海水江崖”的图案，意指山川昌茂、国土永固。
这些看似生动的纹样像是一道道不近人情的锋刃，将地位、阶级一一划开。若是有人突生巧思，想给自己的官服来点个性化设计，很有可能招来灾祸。
对于那些怀才不遇的读书人来说，没有锦衣缚体，反倒落得自在。“青草妒春袍”的庾信，自诩为“白衣卿相”的柳永，皆是布衣轻狂。草长莺飞的季节里，青袍少年，白马春草，处处飞扬着烂漫的青春意气。这是被写进诗中的意趣，名垂史册也无法与之媲美。
明白罗绣花裙
西方服装是盛载欲望的容器，因此对女性的要求尤其苛刻，不断消减的腰身，坚硬如铁的鲸鱼骨，让无数女性为了美差点背过气去。中国古代的服装对女性则要宽容得多，褒衣博带，宽袍肥袖，披帛和褙子下偶尔露出一点浓艳的裙角；或是微风来时，无意间撩动腰间的玉环飘带，便算是挑逗。服装在这里成了风月的道具，如张爱玲说的：“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
中国人的审美与自然相依，讲求天人合一。如苏州园林，恨不能把四季山川都纳入园内。传统服装亦是如此，它们取材天然，色染春秋，精工刺绣的图案分明就是一个微观的天地。无论是“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的秾丽，还是“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的清雅，对于中国人而言，衣服是寄托回忆的物事，传递着情感。
